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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当官后的灰色收入

曾国藩当官后的灰色收入曾国藩当官后的灰色收入

曾国藩画像

晚清举人的入仕机会十分有限。曾国藩成为举人之后,曾氏家庭的经济地位也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。以致后来曾国藩两次进京会试的花销,对小地主曾家构成了相当沉重的负担。

然而在曾国藩中进士之后,曾家生活起居的排场,马上发生了改变。中进士之后,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年底请假回家,在老家待了一年。这一年间,他外出拜客,排场是“仆一人,肩舆八人”,昂然行走于湖南乡下,引得农人们纷纷驻足观看。在中举之前,曾国藩衣着朴素,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。而进京为官前,曾国藩统计自己置办的衣服,已有如下内容:

羊皮袍、呢皮马褂、灰袍套、呢袍套、珍珠毛袍套、厚绵绸小袄、薄绵布小袄、棉袍套、绵圆袍、绵套裤、棉马褂、绒领、棉小帽、秋帽、秋领、线绉夹马褂……

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,但宴客时已经能上“海菜”了。

曾国藩成为京官,直接效益也就是薪俸十分有限。然而“边际效应”却非常大。这种边际效应主要体现的筹资能力的增长、获得干预地方政事的权力等方面,由此导致曾家可支配财富的增长。对绝大多数获得高级功名的绅士来说,即使原本家世清寒,获得功名之后最终也会在经济上上升为大地主至少中等地主阶层。至于经济上升的渠道,则因个人的情况不同而千差万别。具体到湘乡曾氏,则有以下几条:一,曾国藩进京为官的资本,主要来自拜客收入。二,道光二十七年以前,湘乡曾氏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借债和曾国藩对家中的少许补贴。三,道光二十七以后,曾国藩大弟以乡绅身份在湘乡所获“聘用费”和“经理收入”,成为家中经济收入的支柱。四,被曾国藩提携从军的弟弟曾国荃的灰色收入,是后期湘乡曾氏成长壮大的主要助力。

曾国藩当官后的灰色收入

曾国藩故居的“八本堂”

曾国藩的拜客收入

中进士之后,曾国藩请假回家,在老家逍逍遥遥“把戏”(玩耍之意)了一年。这一年他的主要任务是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“资本”。传统时代交通不便,进京当官,对于湖南这么远的路程来说一般要一二百两。这笔钱要由官员自身承担。其次,翰林等官员薪俸很低,而国家又无公款配给之制。到京之后,住房、官服、仆役,种种花费均需自己负担。所以进京“创立”之初,需要一笔巨款。

一般来讲,为官资本的解决方式有以下几种:对出身高级士绅官宦家庭者来说,当然是由家庭提供。第二种是由亲戚族人帮助。第三种是向官员们“打秋风”。比如曾国藩后来在家书提到的一例,即他的好友陈源兖(岱云):“岱云江南、山东之行无甚佳处,到京除偿债外,不过存二三百金。”第四种方式是借贷,有的时候甚至是借高利贷。

因无法筹措这笔款项耽搁赴京的情况,在清代多有发生。比如康熙时的魏象枢,“其初得京官时,亦患无力,不能供职”。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钦点刑部主事,因为家境贫困,无力支持当京官的花销,竟曾一度不想就任。所以筹措进京资本,是曾国藩一家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。

而曾家所能想到的最主要的筹资方式就是“拜客”。在前四种渠道之外,曾国藩的拜客过程为我们提示了又一条主要途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也是另一种“打秋风”。只不过陈源兖打秋风的对象是外省官员,而曾国藩拜访的对象和借口都有所不同。

传统时代,一个人进学、中举、中进士后,照例要四出拜客。查日记及《湘乡曾氏文献》,自道光十八年年底抵家,到十九年十一月离家进京,曾国藩在家乡呆了二百九十六天,这其间他外出连续拜客四次,共计一百九十八天。也就是说,居乡近一年间的十分之七都用于拜客了。他的足迹遍及湘乡、衡阳、耒阳、武冈等十县州,行程三千余里,所拜之处,达一千二百家左右。

虽然到许多地方拜客的借口都是“议修谱牒”,但曾国藩所拜远不止各地宗祠。他拜访了以下四类:一类是自己的亲戚故旧,如岳父、外祖、诸舅等。二类是族谱上能找到的湖南各地曾氏家族族人,其中大部分是累世没有来往的。凡是可以找到者必拜到。三是非亲非故的各县官员和著名乡绅。四是在外县经商的湘乡籍的老板们。

其目的除了“议修谱牒”之外,更重要的还有三重,一是向亲朋好友通报喜讯,二是与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们建立起社交关系。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,则是借此收受贺礼,收敛钱财。这是当时社会之通习。

曾国藩拜客过程中,除 “修族谱”的名义,“拜访”、“送卷”的名义之外,还有“挂扁”、“收学生”、“点主”等许多活动,因此所收的钱财名目繁多,大致有贺礼钱、人情钱、轿钱、发卷钱、贽仪、题主钱等等。

四次拜客,据《湘乡曾氏文献》账簿逐笔统计,曾国藩共收入钱一千四百六十八千一百二十文,白银三百五十五两九钱,花元二百三十元。以白银合计,共为1495.17两。遍寻资料,还没有见到其他中试者如曾国藩拜客这样时间长、范围广、拜访对象多、收入巨大。看来在“议修谱牒,清查源流”这个借口下,曾国藩的拜客地域及范围远超当时习惯。

曾国藩当官后的灰色收入

曾国藩故居全景

曾国藩的职官收入

张仲礼说:“几乎所有官员,不论是大官还是小官,都利用其职权为自己积聚巨大的财富。做官,被认作是对长期苦读、备考以步入有特权的社会上层集团者的最好报偿和最高奖励。”

通过对曾国藩这一具体案例的分析,我们发现,张仲礼先生的结论看起来过于绝对。事实上,官员的职官收入,与他的职务高低及个人操守直接相关,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“积聚巨大的财富”。

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在翰林院“散馆考试”后被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,从而正式步入仕途。清代实行薄俸制。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俸不过四十五两,京员例支双俸,此外“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”,以及公费少许。经将禄米公费折银计算后,全年正式收入为合计129.95两。

然而由于体制排场需要,京官日常衣食起居水平远高于平民,因此支出远大于收入。具体分析《湘乡曾氏文献》中存有的辛丑年(道光二十一年)完整账簿,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衣食住行及文化消费各项,共花费620.83两。这样算来,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赤字为490.88两。因此在京官初期,曾国藩家书中多次出现“借”、“欠”、“窘”的字样,艰难形状,跃然纸上。甚至在成为高级京官之后,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升补礼部右侍郎,收入回略有增加,然而仍然有巨额债务无法偿还,以至无法回家省亲。道光二十八年,曾国藩在家书中说:“余自去岁以来,日日想归家省亲。所以不能者,一则京帐将近一千,归家途费又须数百,甚难措办。”

曾国藩京官前期,每年都会借上几十两银子寄回家中,做“堂上大人”的“吃肉之费”。在升为侍郎后,通过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家信推断,每年寄回家的银两在一二百两之间。

在结束京官生涯成为湘军统帅之后,虽然曾国藩掌握了巨大的经济资源支配权力,但他每年接济家里的数额比京官后期为少,通过分析家书,我们发现他带兵前几年,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,大率在一百两之数。

甚至在晚年成为两江总督,拥有了更多的收入之后,曾国藩接济湘乡家中的数额仍然不大,分析家书日记等资料,每年不过二百两左右。曾国藩晚年曾对赵烈文说过这样的私房话:“(曾家)亲族贫困者甚多,虽始终未一钱寄妻子,但多年为官,心中不免缺憾。”

因此,总括曾国藩为官生涯,湘乡曾氏家族从他那里获得的直接经济帮助十分有限。这在明清社会中,属于个例,并非常态。因为曾国藩在“自三十岁以来,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,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,故私心立誓,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。”发出这样一番誓言的背景,是入京为官的曾国藩以“学做圣人”作为人生目标,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。正是理学提供的“意志万能”理论,支撑着曾国藩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,抵御住了种种诱惑。

曾国藩当官后的灰色收入

曾国藩故居的画像

曾国藩的“灰色收入”

不过,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,曾国藩应该归入“非典型类清官”。一方面他的“清”货真价实,问心无愧。另一方面,曾国藩终生对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十分尊重,庆吊往来,礼数周到,很少做“特立独行”之事。因此一生之中,他也获得过一些“灰色收入”。

第一次是京官期间出任四川乡试主考。清代政治体制中为京官特别是翰林们提供了一个摆脱贫困的管道是“得差”,即被派到外地办理公务。

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曾国藩获得了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。作为一省的正考官,这次任务所获收入曾国藩记有账目。现存账目部分内容如下:

入银数:

四川省城

公项二千四百两。

制台百两。(宝)

藩台百两。(潘)

道台吴(珩)百两。

道台张百两。

领盘费四百两。

内帘十二人共五百一十三两。

首县轿银四十两。

魏祝亭五十两。

张赞周二十两。

刘遐亮百两。

将军五十两。

周荔农五十两。

贺美恒四十两。

黄宝斋四十两。

贽敬共五百零。

……

可见,公项程仪是二千四百两,十二名房官公送五百一十三两,门生贽仪五百两。国家法定路费四百两。其他官员个人所赠九百三十八两。诸项共计四千七百五十一两。这仅仅是四川一地所收,西安、保定等地官员也不可能一无所馈。加上节省的途费,曾国藩此行收入当在六千两左右。除了银子,还有实物。曾国藩账中下一部分内容就是“入财料数”。从四川回京后,曾国藩他寄回家中六百两银子,用于还家中所欠。同时,又拿出四百两赠送族戚。

曾家第二次获得曾国藩名下的大额金钱是他领军时期。《曾氏三代家书》中有一封曾国华写给曾国潢的信,日期是咸丰六年三月初一日。信中这样说:

纪泽姻事,家中无钱可用,大兄有钱一万两在李迪翁处,弟嘱其送寄我家。

这封信的发出地点应该是湖北。盖咸丰六年之初,曾国藩被围困于江西,与湖南、湖北皆文报不通,联系中断,连送家书都不得不用隐语蜡丸,化装潜行。二弟曾国华赴湖北诣胡林翼,要求帅兵往救。曾国华在金钱面前,远没有曾国藩那种避之如仇的坚定意志。当他到了湖北,得知曾国藩在李续宜(李迪庵)处积有万两白银后,毫不犹豫地决定致送回家。借口之一是曾纪泽结婚要用钱。此时据曾纪泽婚事,还有二十天。

因为曾国藩不要钱之语说得如此之响,所以曾国华此次送钱回家,做得不声不响,而当此之际,曾家确实非常困难。一是以前曾国藩每年还较为稳定地寄回家里一二百两,从军之后此项不增反减。二是曾家前后经历了祖父、祖母、曾母去世。三是曾国藩回家奔丧不久,在京妻儿家小都回到了湖南老家。曾家几兄弟这些年也纷纷给家族添人进口,曾家人口已经多达二十多人。